看明朝到貴州，我們到底都要看什么？

屯堡將貴州地方文化納入國家敘事

錢理群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60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被分配到貴州安順，先后在安順地區衛生學校、師范學校任教18年。曾主編《貴州讀本》《安順城記》等書。

采訪／中國國家地理·地道風物（以下簡稱“地”）

地：在您看來，屯堡文化的當代價值是什么？

錢：屯堡文化是明代執行“調北征南”“調北填南”國家政策的產物。屯堡人從武裝集團成員變成地方生活集團成員，個人身份從軍人變成農民，但仍然保留著對鄉村文化建設的濃厚興趣。屯堡文化實際上是大文化，其最大特點是將文化與國家性、地方性、民間性融為一體，構成獨特多元的文化譜系。當年我在研究屯堡文化時發現，今天的屯堡依然保留著農村的公共空間。在我看來，這就是屯堡文化當代的價值所在，即建構了一個屯堡的鄉民社會，它能夠與今天的屯堡、與普通人相聯結，這也是屯堡文化對未來鄉村建設的積極作用。

地：“看明朝，到貴州”，請問您對這個命題有什么樣的解讀呢？

錢：這（命題）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是一種新的嘗試。實際上歷來有個問題，就是人們長期以來對貴州有一個誤解，認為貴州與外界隔絕。然而現在已經具備了和原來不同的條件，我們現在處于全球化的時代，甚至說是后全球化的時代，實際上是在全球化的時代來尋找貴州地方文化與國家、世界的聯系。在全球化時代，通過明代衛所制度（屯堡）、南明行宮、土司制度等紐帶，將貴州地方文化納入國家敘事和世界視野，是一種歷史必然。

地：屯堡文化以及貴州文化對您來說有什么影響？

錢：我的經歷跟屯堡人很接近。我在安順的一些朋友，他們都說：“錢老師，你把江南的文化帶到了貴州。”因為我本人是在南京長大的，當年屯堡人就從南京的夫子廟出發，我又從那里出發。可能我在20世紀60年代初從東邊到貴州的感受，和六百年前那些移民到貴州的南京人、安徽人的感受非常相同。某種程度上，貴州的真山真水真人，培育著屯堡人，培育著王陽明，也培育著我。

正是在貴州，我形成了基本世界觀和基本信念——上下求索，永遠進擊，絕不回頭。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貴州精神，也是一種貴州文化。曾經的貴州文化比較落后，但一旦接受了先進文化，貴州文化就會變成內在的一種生命力量。這種將苦難轉化為精神資源的力量，正是王陽明、屯堡人與貴州土地共同書寫的永恒命題。

國家力量的全球敘事

毛佩琦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明史學會首席顧問，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歷史文化專家委員會主任，貴州屯堡文化研究推廣工程學術委員會主任。

地：如果我們到貴州去，以屯堡文化為入口了解明朝，究竟應該看些什么？

毛：對于明朝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我的看法是，明朝是古代中國最后一次站在世界中心發言的時代。鄭和下西洋提出的口號叫作“普天之下”都要“遂其生業”，讓大家都有幸福的生活，要建立一個天下秩序，這個秩序叫作“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照臨，霜露所濡之處”，都要實行這個原則。能夠這樣發言的背后是什么？是強大的國家力量。提出高瞻遠矚的人類永恒價值的理念，它背后是強大的國家支持，這強大的國家，就是有著強大政治、經濟、文化力量的統一多民族國家。要提出世界秩序的建設方案，你得有底氣。當時明朝的整體實力，無論經濟實力還是軍事實力，在全世界都是最強的。鄭和下西洋，明朝有200多艘艦船到了非洲。根據記載，鄭和乘坐的寶船是44丈長、18丈寬，船隊共有27800人，船隊的規模之大、容納人數之多在當時是無可比擬的。鄭和下西洋以后50多年才有哥倫布航海，但是他們的人數較少，船的規模也相當小。哥倫布船隊的旗艦排水量120噸，船長23.66米、寬7.84米。三艘船共有船員87人。所以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明朝的歷史地位，講明朝在中國文化發展和民族融合中的地位。

通過貴州屯堡“看”明朝，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物質的，我們可以看到屯堡村落有很多石頭建筑，也可以看到他們的服飾，比如上衣、頭巾、鞋等等；另一方面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他們的風俗跟周圍是不一樣的，比如說他們的一些節日，比如“抬汪公”這樣的習俗，還有地戲。地戲演的劇目，多是表現習武、表現國家責任擔當、表現忠義仁孝等傳統價值觀念的，說“到貴州，看明朝”，這都是我們可以看的。

當然不是說這些東西完全沒有變化，因為幾百年的流動，也與當地的文化和民俗習慣有交融。比如服裝，就跟明朝南京的服裝不一樣，因為氣候、勞動方式不一樣。來到屯堡以后，哪些東西有改變，受了什么影響，這都需要具體分析，我們不能用僵化的思路來觀察，歷史是流動的、不斷變化的，屯堡文化也是在不斷變化中形成的。

地：明代實施的衛所制度，包括屯堡及屯堡文化，對貴州后來的發展有什么深遠的影響呢？

毛：多數地方衛所的屯軍后來就變成地方性的形態了，因為衛所制度衰落了，打仗能力也不行了，后來軍隊多數采用民兵、征兵和募兵制度。屯堡所在的地方有的就變成州縣了，有的保留了衛所的名字，但是已經實行行政化管理了。這是歷史發展，屯堡是依賴軍事制度存在的，軍事制度變遷了，屯田制度也就解體了。制度上的衛所解體了，但文化上的延續性影響或者其他方面的影響還保存著。屯堡人的社會生存更多的情況是民間的延續，不是通過政府力量推動的。因為清朝也面臨著明朝的問題，也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也要推動地方的治理，土司制度也在實施，仍然需要依靠相對穩定的人群和文化傳播的力量。衛所、屯堡的影響，在清朝還是有相當的延續性，所以屯堡保留其特殊的風俗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有價值。

學界對于貴州屯堡的觀察始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貴州地區發現了一批穿著不同服裝、說著不同語言的族群。并發現他們是漢族，并進一步區分，叫“老漢族”，和以后進入西南地區的新移民是不一樣的。西南地區不同時期的移民有很多，屯堡人是明朝初年移民到此地的。這些老漢族多號稱祖籍是江蘇南京的，實際上就像“大槐樹”一樣，是一種象征。其實包括安徽、浙江、江蘇這些地區，都有大批的人加入到“調北征南”的隊伍當中。這些人保存了祖地的風俗，成為他們自身的身份記憶和身份認同。中國是一個慎終追遠、敬天法祖的國家，屯堡人保存的這些東西，實際上是中國文化特質的體現——重視傳統。他們不忘祖先，不忘祖先的文化，所以幾百年來就不斷地有人尋根。特別是近年來，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受到重視和大力弘揚的形勢下，很多人都會問“自己是從哪里來的”這樣一個問題。不少地方民間組織和地方政府就多次組織過屯堡的民眾到南京尋根，很多南京人看見這些流落外鄉的親人歸來，都極其感動，甚至熱淚滂沱。

都過去幾百年了，還有這種情況，有這種感覺和記憶，很有意思。所以當下我們應該重視屯堡在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當中的作用，重視屯堡在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中的作用，重視屯堡在各民族團結融合交流當中的作用。

貴州是研究明代的一個“歷史剖面”

范同壽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貴州省地方志辦公室原主任，出版有《貴州簡史》《貴州抗日救亡運動史》《貴州歷史筆記》等著作。

地：為何說貴州是“看”明朝的獨特窗口？

范：貴州文化的獨特性在于其歷史文化的系統性，從縱向的時間軸來說，可以追溯到幾十萬年前的史前文化，直至今天。其中最能體現與明朝深刻聯系的，莫過于屯堡文化。

屯堡文化超越地域文化，具有宏觀價值，要站在國家層面來看。明朝初年，朱元璋為完成國家統一，要打下云南。安順的區位太重要了，是進攻云南唯一軍事上、戰略上能夠集中兵力，確保軍隊駐團訓練、作戰前準備的理想場所。明王朝在此廣設衛所，大興屯田，推行“調北征南”政策，形成密集的漢族移民群體。這些移民帶來的江淮文化，在安順特殊的地理環境下得以保存和延續，形成了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現象——屯堡文化。

通過屯堡，我們可以看到明朝的國家戰略是如何實施的，可以看到明朝的衛所制度、屯田政策在邊遠地區的具體運作，可以看到大規模的移民如何改變地方的社會結構和文化生態，更可以看到明朝為了維護國家統一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設計的精巧制度。屯堡文化現象，實際上是明朝國家邊疆邊地治理框架下的產物，突出體現了維護國家統一、促進民族融合的核心功能。它是明朝留給貴州，也是留給中國歷史的一份活態遺產。

地：具體我們要如何在貴州“看”到明朝？

范：我覺得貴州絕對不缺乏（明朝的）資源。貴州，這17.62萬平方公里，真的是明朝全方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一個縮影，好像一個開放式的文物。關鍵是你要去把這些文物找到。

從政治制度層面看，貴州的誕生本身就是明代政治的重要產物。在永樂皇帝的一生中，編纂《永樂大典》、建立貴州省、派遣鄭和下西洋這三件大事非常重要。永樂皇帝將全國行省從12個增加到13個，設立了貴州省。更重要的是，永樂皇帝在這里推行了具有開創性的改土歸流政策。具體來說，就是廢除了思南、思州宣慰司，在其轄地上建立了八府四州，將72個長官司納入新成立的貴州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這一舉措實質性地將秦漢以來多種并行的地方治理模式進行了整合，開啟了改土歸流的歷史進程。更獨特的是，貴陽是現存全國省會城市中唯一以明代軍事機構命名的“都司路”，印證了當時“未設省政府，先立省軍區”的歷史創舉。

在軍事制度方面，貴州保存了明代軍籍制的活態樣本——屯堡。這里清晰地展現了士兵攜家屬戍邊、父死子繼的世襲軍戶制度，以及與之配套的屯田模式。要理解明代軍屯與漢唐軍屯的差異，貴州的屯堡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觀察點。

貴州的城市發展也深深烙有明代的印記。明朝通過衛所屯田建立據點，這些據點逐漸發展為早期的聚居地，進而形成具有三街六巷格局的封建城市雛形，如福泉水城、隆里古城等清晰地記錄了這一演變過程。城市發展中的建筑文化是貴州明朝遺存中最耀眼的領域之一。貴陽的甲秀樓以其長聯聞名，安順文廟的石刻藝術獨樹一幟，鎮遠青龍洞的古建筑群和獨特的“歪門邪道”街巷布局，都代表了明代建筑的高超水平，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

此外，在習俗、服飾、飲食文化等方面，貴州也保留了豐富的明代元素。可以說，貴州是研究明代歷史的一個極其珍貴且相對完整的“歷史剖面”，其價值在于這些遺存大多仍在原生態的環境中。對于理解明朝，尤其是其地方治理、軍事制度和社會變遷，貴州提供了獨特而不可替代的實證資源。

要看到貴州與陽明心學的互相成就

酈波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詩詞大會》文化嘉賓，《百家講壇》欄目特約主講人，著作《五百年來王陽明》《心學的誕生》分獲“中國好書”“黔版好書”。

地：為什么說“看明朝，到貴州”指向的不僅是一段歷史，更是一種文化精神的溯源？

酈：我來到貴州其實不是因為興趣，而是因為志趣。作為一個陽明心學的信徒，我每次到修文，大多數時候是懷著一種朝圣的心態。因為，我們的信仰是支撐我們人生的根本力量，而陽明心學是我自己選擇的人生信仰。更重要的是，陽明先生是在龍場悟道的，所以我對貴州往往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王陽明以“成圣”作為人生追求，曾在理學格物致知的框架下“格竹”七日未果，卻在貴州龍場一夕悟道，始創心學，這并非偶然。我覺得陽明先生之所以能夠在這里創立心學，對五百年后中華文明史、東亞文明史甚至人類文明史產生巨大影響，是因為有貴州這片土地的山水之助、人文之助，還有人民之助。

在黔地的影響下，王陽明經歷了深刻的變化。面對貶謫絕境，他以“夷居信何陋”的達觀精神溯源與回歸儒家質樸精神，跳脫理學桎梏，領悟到“險夷原不滯胸中”，最終闡發“窮途還賴此心存”的“心外無物”之論。在“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的生存挑戰下，他謫居后不鄙農事、躬身田園，摒棄原生階層觀念，將“開棘成籬”“西山采蕨”的求生實踐轉化為心學踐行，獲得“不愧吾食力”的自我認同，“毋為輕鄙事，吾道固斯存”——他將親務農雜視為心學理論的具體實踐。

尤為關鍵的是思想之變。貴州以其獨特的環境，自發地影響了王陽明不斷向內的儒學追求。龍場夷民成為其第一批弟子，求學諸生日夜群集，兩任貴陽提學副使的邀約促成其赴貴陽傳道。正是這種“黔學向外聯結的堅持”，最終促成其悟道：“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貴州以“真空”的思想環境，讓心學得以自由茁壯成長，絕地終成福地。

所以，陽明心學誕生于黔，是貴州悟道之助與王陽明知行之變相互成就的歷史選擇。雖然王陽明在貴州僅兩年多，但這段時光對于中華文明史乃至東亞文明史都至關重要。時間再長都沒有永恒，一瞬即永恒——再短的時間，只要創造偉大價值，便是永恒。陽明先生在貴州雖短暫，卻為貴州文化播下了永恒的種子。

“看明朝，到貴州”，是看王陽明如何在絕境中悟道成圣，看心學如何破繭而出，看黔學如何因之奠基并與心學相互成就、綿延至今。在這片塑造永恒思想價值的神奇土地上，我們不僅要找尋中華文明在特定歷史節點迸發出的力量，更要溯源一種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

看一個明代移民集團的貴州遺存和文化融合

張新民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教授兼榮譽院長，貴州省文史館館員，中國明史學會王陽明研究會副會長。

地：貴州自明代以來，經歷了一個逐漸被儒家文化影響、塑造的過程，那么儒學、儒家文化在屯堡文化形成過程中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

張：明代中央王朝在貴州設立衛所，其實不只是安順、平壩一帶，而是遍布今貴州全省各地，主要沿國家交通驛道干線分布，立足于貴州地緣政治生態觀察，向東向西或向北向南，延伸至湘、滇、蜀、粵等地，形成了王朝國家廣袤區域的核心軍事控制線。

我之前多次在不同地方講過，最大的衛所或屯堡其實是在貴陽。為什么這么說？因為當時的中央王朝先在洪武十五年（1382）設立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后才在永樂十一年（1413）設置貴州布政使司，接著又在永樂十四年（1416）設立貴州提刑按察使司，從而徹底完成了三司并立的地方行省建置。最先設立的都指揮使司，既是貴州各處衛所的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也是扼控整個云貴地區的重要軍事中樞，設在貴州宣慰司城，即后來的貴陽府治所。國家軍事機構與地方土司同城而治，從而統轄大量與地方土司犬牙交錯的衛所，這固然具有彈壓遠近大小土司的重大歷史意義，但也反映了“土流并治”政治生態的地緣性時代特征。省一級軍事機構都指揮使司設在貴陽，貴陽城四周都是具有護衛性的軍事城墻，城內又聚集了人數不少的衛所軍戶和漢人流民，我們當然可以說貴陽就是當時貴州最大的衛所，也是當時貴州最大的屯堡。研究貴州屯堡文化，不能僅局限于安順及平壩一隅，必須放眼更廣大的地緣政治生態區域，貴陽就是最值得注意的軍事指揮核心衛所要地。

從具有國家軍事機器色彩的都指揮使司的設立，到體現國家行政意志的布政使司和體現國家刑獄意志的提刑按察使司的創建，都可說是西南邊地社會國家化歷史進程中的重大標志性事件。史載貴州布政使司設置之初，所領者僅“府八，州一，縣一，宣慰司一，長官司三十九”，沿至晚明則“領府十，州九，縣十四，宣慰司一，長官司七十六”（《明史·地理志》），可見從屬于國家流官管轄范圍的府、州、縣行政區域在逐漸增多，歸順并成為朝廷地方代理人的世襲土司也在大量設置，說明邊地社會已逐漸由“土流并治”，轉型為“流主土輔”，乃至最終徹底改土歸流，國家化的歷史進程始終在不斷加快。而早期的都指揮使司與宣慰司同城而治、治地相互交錯的不僅有水西土司，同時尚有宋氏土司，任何一舉一動都在國家權力的視野監控之下，沿交通主干驛道又有大大小小的衛所嚴密布局，扼控范圍廣涉湘、黔、滇等地區。這一有效舉措無疑是有明一代西南地方社會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決策事件。

與地方社會國家化發展同步的，則是地方文化的華夏化發展。我這里所說的華夏主要是指華夏文化，并非由漢民族獨創或獨享，而是由多民族共創或共享，但并不否認漢民族長期發揮的主導性作用。大量漢人軍戶集團和商農移民群體的進入，無論自覺不自覺、有意或無意，都在帶來自身固有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攜帶并傳播了華夏文化多方面的信息，改變了地方社會多族群共生的文化生態結構。而地方社會不同族群之間的雙向對話與交流，也推動了“漢”與“非漢”社會的文化建構活動，不僅擴大了華夏文化傳播的地域范圍，加快了地方文化華夏化的歷史發展進程，而且也以自己特有的民族生活方式豐富了華夏文化的具體內涵，形成了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特色。華夏文化的發展歷經幾千年而始終充滿生機，這與多民族群體長期交流對話、融通互補的合作關系密不可分。

隨著國家政權力量的逐步深入，流官性質的府縣行政轄地日益擴大，衛所漢人移民集團的軍事色彩也在逐漸淡化或消退。他們入黔后僅僅經過三四代人的苦學力，便有不少軍戶子弟通過科考踏上了仕途，成為崛起于邊地的士大夫階層的重要宮階人員，人數則越往后顯得越多，也有不少潛心研讀漢籍的土司子弟，他們共同發揮的社會性影響絕不可忽視。大量未有科舉功名的地方讀書士子，成了可以代表士紳階層隨時發言的知識精英，同樣也發揮了轉變社會風氣的重要作用。

立足于邊地社會華夏化的客觀立場，觀察邊地社會華夏化的轉型過程，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文字下鄉”與“儒學入邊”兩件大事，它們都與“漢”與“非漢”族際互動密不可分，也離不開地方知識精英的文化生活及行為影響。今天在安順及平壩屯堡地區和清水江苗、侗散落村寨，都發現了大量類型各異的民間契約文書。屯堡民間文化是漢文化區，文書用自身常用文字書寫，顯得極為整齊和規范；清水江文書則是非漢民族地區借用漢字書寫，較前者顯得不夠整齊或不太規范，卻可以從中看出所謂“文字下鄉”，乃是從“漢區”向“非漢區”逐步輻射傳播和擴散發展的。其中早期衛所漢人集團所發揮的示范作用，當是不可忽視的一大影響因素。

“儒學入邊”的情況極為錯綜復雜，必有一個緩慢持久的推進過程。解讀安順及平壩屯堡漢人區新發現的民間契約文書，即不難了解儒家思想是支配當地民眾日常倫理行為的重要價值來源。比觀清水江苗、侗地區的民間契約文書，則時見以漢字記苗語或記侗音的現象，而分關文書則多以仁、義、禮、智、信為拈鬮符號，也可見“漢字下鄉”同步帶來的文化影響，儒學同樣深入到了邊地“非漢”社會。漢字與儒學在“非漢”社會傳播的渠道很多，其中當然也有沿江交通要道早期衛所軍戶作出的歷史貢獻。

“文字下鄉”與“儒學入邊”，二者互為一體，彼此配合，共同發揮了建構邊地社會秩序的作用。毫無疑問，前者擴大了無文字民族生存交往的信息活動范圍，使他們能夠透過更廣闊的空間認知外部世界，同時反過來也重新塑造了自己一貫固有的思想觀念，影響了自己的社會生活實踐行為，強化了自己融入其他文化圈的能力，乃至最終在心理層面產生了國家共同體的文化認同感。后者則補充或豐富了自身生存生活必需的意義感和價值，能夠在理性與情感兩個方面強化自身對大傳統精英文化的向往與認同，激活并拓展了以國家為標志符號的精神紐帶作用。由于二者都明顯表現出穩定或強化邊地社會秩序的巨大歷史作用，所以無論“文字下鄉”或“儒學入邊”，都得到了王朝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積極鼓勵和推動，只是在儒家思想資源傳播受阻的前提下，才率先引入佛教信仰以維系或穩定邊地秩序，但最終仍以儒學的社會化扎根于邊地的長治久安為基本國策。

與政治上的逐漸國家化和文化上的不斷華夏化緊密相伴的，乃是邊地社會經濟生活的內地化。后者固然同樣有國家力量的強力推動，但民間社會自動自發的積極動因則顯得更為重要。渠道則與國家力量的進入和文化的交流傳播一樣，主要通過水陸交通的大小網絡不斷展開。例如，屬于長江水系的烏江、清水江、沅江，屬于珠江水系的都柳江、南北盤江，以及與之相連的大小船運支流，尤其是不斷向外延伸的各種官民驛道。從而展開了多種多樣規模不等的與人、財、物流動有關的社會經濟活動，當然也就持續有效地推動了邊地社會經濟朝著內地化的方向不斷發展。所謂內地化發展其實也是當地社會不斷“去邊疆化”的歷史過程，原因是歷史上的貴州長期被人視為邊裔或邊地，即“內邊疆”或“內地邊疆”。經過長期持續不斷的社會歷史變遷過程，貴州今天顯然早已徹底內地化。而歷史上一度大量存在的衛所，則不僅因為交通便利帶來的特殊條件，率先成為漢文化傳播的中心，同時也因為商業貿易的興盛，最早成為經濟生活的中心。衛所不斷去軍事化的歷史變遷過程，也是邊地社會不斷內地化的演變發展過程。

內地化的發展在“非漢”文化區，尤其是在“王化”未到的“生苗”區，其所引發的社會文化心理震蕩，不僅是極為復雜的，同時也是十分劇烈的。我們看到明初沿清水江水陸官道設置了大量衛所，但以當地雷公山為中心的三千里“苗疆”不僅長期為王朝國家的“化外之地”，甚至連象征性的羈縻或土司建置也從未有過。因此，延至清朝雍正年間，國家統一力量強大后，才最終憑借武力平定了“苗疆”，設置了代表國家行政區劃的“新疆六廳”。我們從“新疆六廳”的名稱，即不難看出，當地乃是從王化不到的“苗疆”，逐漸轉化為國家體制內的“新疆”，又一步一步縮短了與中原、江南的差距，由國家體制內的邊地“新疆”，轉化成與內地區別不大的“舊疆”，最終“新疆”“舊疆”的稱謂也被人遺忘，成為“去邊疆化”的內地。盡管當地少數民族文化仍然長期保留，民族特色村寨依舊大量密集散落，但以長期自發形成的民族融合秩序為根本前提，最終還是一步一步地實現了具有國家化與華夏化等明確意涵的內地化變遷轉型。

歷史上的貴州長期被人視為邊裔或邊地，因此就其整體的歷史變遷過程而言，如果說國家化代表了地方政治秩序的重建，華夏化體現了地方文化秩序的再造，那么內地化則顯示了地方經濟秩序的轉型，三者相互交織、彼此滲透，既有國家與地方之間的互動，也有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相激，當然更離不開地方民眾的自覺參與及認同。其中最突出的仍是屯堡人強烈的國家認同感，他們始終自稱是南京或江淮的軍屯移民后裔，強調自己在血脈、精神、文化、政治上的中原敘事根源。他們認同自己與中央政權密切聯系的歷史敘事，長期保持與南京、北京等正統符號相關的歷史記憶。他們的心理認同和價值取向，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總會通過文化交流與傳播的方式，影響周邊的少數族裔聚落群體。比如彝族就認為其部落所在就是“天下中心”，與漢文化長期接觸后也逐漸接受了后者的中心觀。

地：“看明朝，到貴州”，您認為最核心的是看什么？

張：我認為任何人初到貴州，都會驚訝明代這一王朝國家經營開發整個大西南，居然還會有如此龐大的一個屯堡漢人移民集團活態歷史遺存——盡管六百年滄桑巨變瞬間已過，但依然能置身歷史的現場，遙想當年屯軍戍守和社會變遷的各種情景。安順及平壩地區活態型的屯堡文化顯然只是一個特例，更多的軍屯移民已在歷史變遷的長久過程中，與其他多元復雜族群融合成了生活世界的完整體。前者可以直觀地體驗和觀察，后者則需要深入地調查和了解。

置身屯堡活態遺址的歷史現場，我們當然能感受到國家經營開發西南的復雜歷史過程，盡管其中也有矛盾和沖突，甚至不時發生戰爭，表現得極為奇譎詭異，需要洞見與慧識來加以分析和判斷，但如果追究其總體的歷史發展方向，無疑仍是多民族的和諧共處，是生活世界的秩序需要凝聚不同的地緣族群，在不斷消解地域或族類界劃的同時，逐漸建構起更大范圍的交流交往共同體，最終形成具有深廣民族情感與歷史內容的國家共同體共識性認同。

多年來，我始終強調文化治邊的重要性，因為文化世界本質上就是生活世界，文化秩序本質上就是生活秩序，生活世界及其秩序才是最本源的世界與秩序。屯堡早期具有的軍屯集團色彩早已消退，軍屯個人的戍兵身份早就消解，朝廷授命意義上的政治秩序也被解體，屯軍和屯田合為一體的經濟秩序也已轉型，但包括飲食服飾、禮俗、信仰等生活世界必需的基本秩序要素，盡管也有調整、改造、變異和補充，其間難免有其他文化因子的滲透雜入，但通過整合、完善、豐富及提升，基本的結構形式得以完整保留，尤其大量活態文化的核心要素，通過重新組合的方式煥發生命活力，不少難得的文化遺存透過時代的洗禮，更為現代社會的人類所珍視。他們世世代代相沿成例的生活經驗和生計智慧，當然更有必要長久守護和傳承光大。

今天，不僅傳統農業早已向現代農業轉型，王朝國家也早已向現代國家轉型。如何在建構美好生活世界及秩序的同時，重建更加合理健康的經濟秩序與社會秩序，相信屯堡的歷史社會變遷和發展的貴州經驗，仍能為今天的人類提供必要的歷史借鑒。

理解明朝國家治理最生動的教科書

李建軍

貴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貴州省屯堡文化等歷史文化研究推廣學術委員會副主任。

地：屯堡文化如何成為我們理解明朝國家戰略的一扇窗口？

李：這個問題要放在中華民族千年邊疆邊地治理史中看。明朝于洪武十四年（1381）平定云南后，在貴州實施“調北征南”政策，數十萬江淮軍民沿交通要道建立屯堡聚落。從秦修五尺道、漢開夜郎道，到元設驛站，中央政權經略西南的脈絡清晰可見。屯堡正是明朝國家意志的物化載體，星羅棋布的衛所守護著黔滇通道這條戰略大動脈。

我常說，若把中華文明比作長江、黃河，屯堡便是烏江分支的涓涓細流。這條細流藏著大歷史的密碼。今天的滬昆高速與中緬輸油管線，竟與六百年前的驛道幾乎重合。這條生命線在抗戰時期更成為“抗戰血管”。明朝衛所制度雖已消亡，但寓兵于民、軍民融合的智慧至今閃光。

屯堡人至今堅守堂屋供“天地國親師”的傳統，家譜里刻著“八千里路云和月，回首金陵是故鄉”。他們用六百年的守望證明：國家統一不是抽象概念，而是具體到每一戶屯堡人家出則為兵、入則為民的日常堅守。

地：通過貴州“看”明朝系統，屯堡最獨特的價值是什么？

李：其精髓在“活態”二字。地戲鑼鼓仍在鄉間回蕩，鮑家拳法還在強身健體，水利工程沿用至今。這種生命力源于雙重稟賦：既有守護中原文化核心的倔強，又有與少數民族和而不同的包容。屯堡人帶著先進農耕技術和儒家倫理扎根邊遠地區，修水利從不斷下游水源，更以嚴密的自治組織維系秩序。這種既保持文化主體性，又促進民族團結的智慧，恰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微觀呈現。

它的價值不在旅游表演，而在家族傳承——祖輩戍邊衛國，后代耕讀傳家。這種忠勇愛國的精神血脈，才是活態文化的真正內核。關鍵要守正不守舊。現在要警惕有人把拱橋楊柳強加給黔中山水，或是編造偽傳說。守護屯堡需激活內生動力，少搞噱頭，多建立讓屯堡后代返鄉的機制，少建表演式民宿，多保護真實的地戲國魂。

看見一個有大量實物遺存的“屯堡考古”體系

周必素

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二級研究館員。

地：從您的專業角度來看，我們從哪些方面能夠感受到“看明朝，到貴州”的文化特色？

周：貴州歷來被認為是考古小省，這里山地縱橫、交通不便，經濟文化發展相對滯后，考古遺存總量遠不及河南、陜西等大省。但貴州考古具有鮮明特色：喀斯特地貌孕育了全國最豐富的史前洞穴遺存，如盤縣大洞見證了舊石器時代人類的活動；流域文化則通過長江與珠江水系串聯起周邊文化交流，使貴州在新石器時代就形成了“多彩”文化格局。更重要的是，貴州遺存實證了中央對邊疆邊地的管理進程——無論是夜郎文化的青銅文明，還是土司考古的典范海龍屯，都生動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過程。

對于“看明朝，到貴州”的提法，我傾向于表述為“到貴州，看明朝”。貴州的明代遺存集中展現了邊疆邊地治理的特殊性：朱元璋推行“調北征南”“調北填南”政策，形成衛所、府州縣、土司并存的治理格局。相關實物遺存包括衛所城址、屯堡村寨、水利工程、墓葬群及摩崖石刻等，這些共同構成了“屯堡考古”體系，如大松山墓群雖非直接關聯屯堡，但其中“看不見兵器，聞不到硝煙”的現象，恰恰證明中央管理的有效性。而海龍屯作為中國土司考古的典范，更是改土歸流的歷史現場。

衛所不僅承擔了軍事防御職能，還在管理地方的同時，推動了民族融合和文化傳承。屯堡村寨則展示了明朝通過移民安置和農耕社會建設來穩定邊地的策略，它們不僅是民眾居住的地方，也是軍事防線的組成部分，集中體現了“調北填南”政策的實施。

水利工程的遺存則反映了明朝在邊遠地區推行農業發展的政策，特別是在貴州的山區，水利建設促進了農田灌溉，保障了當地民眾的生產與生活。墓葬群和摩崖石刻則進一步展示了這一時期的地方文化及社會結構，摩崖石刻不僅記錄了歷史事件，還刻畫了明朝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與文化傳承。

必須強調的是，貴州的核心價值在于：它是中央將云貴高原納入國家版圖的實物見證，衛所制度與“土流并治”方針對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具有示范意義。若中華文明是參天大樹，貴州便是向西南伸展的支脈，這里的洞穴遺存揭示了人類對山地的適應，文化多樣性實證了多元一體格局，治理動態則成為解讀中國統一進程的鮮活密碼。